思想家往往是被后人追认的，但有的思想家在活着的时候，就已经融入了历史。
今年是王元化先生百年诞辰。如果以百年为尺度，他的身后地位越来越受尊崇；如果以他88年人生岁月为视角，从20世纪90年代起，他就已经注定将以思想家的身份，留在历史的册页中。
年11月，王元化出生于湖北武昌一个知识分子家庭。一岁时，母亲带着他来到清华大学南院，与在此任教授的父亲团聚。当时的清华园南院，清华国学四导师中除了梁启超，王国维、赵元任和陈寅恪都居住于此。孩提时7年的清华园南院生活，给他留下了愈老愈浓的“清园情结”。
王元化一生颇具传奇。20世纪30年代开始写作，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，22岁担任上海地下党文委代理书记，主编《奔流》文艺丛刊。随后的人生跌宕起伏，从革命者到“胡风分子”，再到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，又从知名文艺理论批评家，最后成为在中国思想史占有重要地位的思想家。而这，也是王元化最终的自我认同。
奠定其思想家地位的，是他在20世纪90年代对卢梭《社会契约论》和“五四”陈独秀的反思。这两大主题，如同dna的双螺旋结构彼此缠绕，共同决定百年中国的思想性状。同时，它们又像两条独自波动又偶尔纠结的思想轨迹，构成百年中国激进思潮的“来龙去脉”。所谓“来龙”，就是卢梭的《社会契约论》；所谓“去脉”，是指以“五四”先驱为符号的“激进政伦人格”构成。
王元化极具个性，在他朋友学生的印象中，他棱角分明、性格倔犟。他自己曾分析说，这是深受父母两方大家庭的影响。追溯他的父系，是一个寡妇带着两个孩子逃到了湖北。父亲王芳荃虽很有爱心但脾气暴烈，王元化小时候，有一次父亲不知为何生了儿子的气，当着客人的面，把一个盘子甩过去，碎了一地，吓得在一旁的姨父赶紧抱住王元化的头。他的外公是一个传教士，有一次为教会的事跟外国人争执，把脸胀了个通红，一口气喝了三大碗凉茶才压住火气。
年和年,王元化先后获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、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。在后者的颁奖礼上，他的感言是:“我是一个用笔工作的人，我最向往的就是尽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，留下一点不媚时、不曲学阿世而对人有益的东西。我也愿意在任何环境下，都能够做到:不降志，不辱身，不追赶时髦，也不回避危险。”
但凡见过元化先生的人，都会对他那双极有神的眼睛印象深刻。尤其在谈到他感兴趣的学术思想话题时，他的眼睛更是闪闪发亮，瞳仁深处像不灭的炭晶那样在闪烁，极其炙热。
或许，这就是思想的光芒。
?受访者档案：
夏中义：年生，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、博导，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。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、上海大学兼职教授。
胡晓明：年生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终身教授、博导，华师大图书馆馆长、王元化学馆馆长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会长。
蓝云：年生，王元化晚年主要助手，曾任上海市青少年科技教育中心高级教师。
第一章：22年后
高渊：有人说，你是王元化先生晚年后来居上的知音。你们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？
夏中义：第一次见面是年春，第一次深谈是22年后的年2月。
年，我刚刚本科毕业，留在母校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。当时的系主任徐中玉教授看了我写的一篇论文，要我参加在广州举行的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的第四次年会，并代表青年教师作大会发言。
那天我的发言题目是：评以群《文学的基本原理》的方法论。当时元化先生作为资深专家，就坐在第一排。发言结束后，在走廊上正好遇到他，他很亲切地说，小夏，有空来我房间坐坐。中午休息时我就去了，他的房间只有两张单人沙发，元化先生正跟另外一个人交谈，我站了一会儿。这就是第一次照面，没怎么聊。
高渊：后来的22年中，你们碰到过吗？
夏中义：我们虽然住在同一个城市，但那些年没有任何私人交往。偶尔在展览会等场合遇到，他都认识我，叫我一声小夏。
高渊：年为何突然升温？
夏中义：当时，我的一个朋友有个课题立项，约我来写王元化。我觉得很有必要做，就答应了。一开始，还想请先生的弟子写，但他们表示很为难，我只好自己来。临发表时，杂志社给我打电话，说文章要先送先生过目。
过了几天，我在家里接到一个电话，是胡晓明打来的，当时我们都住在华师大三村。他好像练过美声，用醇厚的男中音对我说：老夏，先生说你写他的文章不错。我挺高兴，说那就好，就把电话挂了。第二天，又接到电话，又是这个男中音：老夏，先生说你写得很好。他没再说下去，我也没好意思问到底好在哪里，又把电话挂了。
第三天晚上，还是这个电话，还是这个男中音：老夏，先生说你的文章很好。我是个对人情世故很木讷的人，但再迟钝，连接三个同样的电话，我也好像懂了，就问：是不是先生希望我去看望他？胡晓明说，就是这样嘛。我说你怎么不早说？他说，这还用我来告诉你？
于是我就去了。没记错的话，是年2月16日下午，我还买了一束鲜花。
高渊：当时先生住在庆余别墅？
夏中义：对，房间。我走进去，他已经在小客厅里站了起来，我有点战战兢兢。他叫我“老夏”，我一下子很感慨，想起他比我大29岁，离我们第一次见面已经22年了。
然后他说，精神病是我犯的，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犯这种病，上海最好的精神病医生都不知道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听了有点尴尬。他又接着说，我后来精神病确实好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好的，医生也不知道，你怎么知道？
高渊：他讲这话时，神情很严肃？
夏中义：严肃中带着点诡异，我已经手足无措了。他马上笑了笑，让我坐下，他说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生的病，也不知道怎么好的，但读了你的文章，我愿意采信你对我的分析。
?听了这话，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。后来我就成了先生的忘年交，常去拜访。他也对我很重视，我每次去他都闭门谢客，跟我一对一单独聊。先生过世后，我发表了一系列文章，也算是对他的思想和学术的一种梳理。
华东师范大学王元化学馆里的王元化头像雕塑（吴晓隆摄）
第二章：精神病
高渊：对于他的精神病是怎么好的，可能有不同解读。但对于他的精神病是怎么犯的，不是很明显是受“胡风案”的牵连吗？
夏中义：这是一般人的解读，当然这确实是直接原因。
年后，元化先生到华东局宣传部工作，后来担任新文艺出版社的副社长兼总编辑，就是今天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前身。在他当总编辑期间，确实和“胡风集团”在人脉上有交集。应该说，在20世纪50年代初，他的文学观很接近胡风的理论。但他们都个性极强，胡风比较霸，元化先生比较飚，两人都比较狂，他未必接受得了胡风的那种小宗派情结。
当时上海在处理元化先生和胡风案时，有些人很爱惜他，知道他跟胡风没什么关系，暗示他只要说胡风是反革命，就没事了。但元化先生是多么倔的人，他的人生原则就是“向着真实”，坚决不肯说。于是就被隔离审查，他陷入了沉重的精神幻灭，而且他不会拐弯，很快就疯了。
高渊：在这个直接原因背后，还有什么隐藏原因吗？
夏中义：他的父亲王芳荃一开始是清华大学教授，后来是东北大学教授，月薪大洋。他18岁就加入了共产党，这种家庭出来的人往往是最革命的，他们不是被逼上梁山，都是热血青年。
年，先生22岁就担任上海地下党文委的代理书记，这个文委里都是读书人，讲话也比较随便。他在党小组的会议上经常提意见，有的跟组织精神不符。那年因此受到组织处分，被撤销了代理书记职务。
这件事对他的打击是很大的。年，他热爱的作家罗曼·罗兰去世，先生撰文说，三年前在他日子最难过的时候，是罗曼·罗兰笔下的约翰·克利斯朵夫这个人物形象，把他拯救了出来。抗战期间，他在上海储能中学任教，曾跟一个学生通过七封信，内心也是充满了挫败感。所以说，年发病的诱因之一，可以往前追溯到年。
高渊：你认为他的病又是怎么好的呢？
夏中义：元化先生一生中最全神贯注读书的时期，就是在他被隔离审查时。他在现实中看到了跟他心灵格格不入的东西，自己无法解释，就希望从前人的智慧中寻找答案。他当时主要读马克思、黑格尔和莎士比亚，特别是黑格尔的《小逻辑》，给了他很大的启发。
他以前是不读抽象哲学书的，尤其不读德国哲学。但隔离审查时期实在无聊，就试着读以前没读过的书，反反复复读就读进去了，获得了一种思辨运演的快乐，渐渐排解了一些内心的幽暗。
在《小逻辑》中，黑格尔认为人对世界的认知有三个环节，分别是感性、知性和理性。先生认为这个提法跟马克思很接近，因为《资本论》指出，一切科学研究都要分三步走，先要占有尽可能丰富的资料或资源，这就是感性，接着要对那些资料分门别类，这就是知性，最后发现它们之间的逻辑关联，这就是理性。元化先生发现这个“三段式”后，内心是非常高兴的。
高渊：这个纯学术意义上的发现，为什么对他的病有疗效？
夏中义：因为当时国内流行的是“二段式”，就是从感性到理性，并没有知性这个中间环节。元化先生由此意识到，其实很多问题是可以探讨的，不一定有一个唯一的绝对的答案。这样推演下来，在胡风问题上，他未必就错了。
他想通了，病也就慢慢好了。这样的思维环节，精神病医生怎么可能了解清楚。甚至先生本人，当时只觉得精神枷锁获得了解脱，未必细究其中的过程。
20世纪90年代，原地下党上海文委老同志合影，左起：蓝瑛、王元化、刘人寿、郑仲芳
第三章：文心雕龙
高渊：也正是那段孤寂的日子，成就了他后来最重要的著作之一《文心雕龙创作论》？
夏中义：年11月，元化先生去北京参加文代会和作代会，就在大会现场，他接到通知，被正式平反了。而在这年10月份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已经出版了他的《文心雕龙创作论》。我后来遇到古籍社总编辑钱伯城，我说先生还没被平反，你们怎么就敢出他的书？钱伯城50年代是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的编辑，一直很同情元化先生。他笑着说，当时是拨乱反正的氛围，我相信先生迟早要被平反。
这本书的写作是从年开始的，就在此前一年多，先生结束了四年的隔离审查，被定为“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”，开除党籍、行政降六级，然后被安置在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，管理图书资料。
高渊：为什么他选择从解析《文心雕龙》入手？
夏中义：他年轻时受鲁迅先生的影响，就喜欢读《文心雕龙》。抗战胜利后，他在北平铁道管理学院担任讲师，为学生们开过这方面的课。他到了文研所后，担任所长的复旦大学郭绍虞教授，是当时中国文艺批评史这个学科的首席专家，郭先生也鼓励他研究《文心雕龙》。
而对元化先生来说，被打成反革命是很沮丧的。有一次他对夫人张可说，你不要认为我没用了，我被打翻在地，但还可以通过学术研究重新站起来。张可不大相信，先生说我要做给你看，于是，他写了分析《文心雕龙》的第一篇文章。
高渊：这篇文章的命运如何？
夏中义：元化先生用苏联日丹诺夫的反映论，对《文心雕龙》中的“庄老告退，山水方滋”做了分析。在谢灵运写山水诗之前，中国文坛占统治地位的是玄言诗，比较公式化，读起来味同嚼蜡。庄老告退后，活灵活现的山水诗出现了。
先生的解读是，庄老告退说明唯心主义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失去主流地位，导致更接近唯物主义反映论的模山范水诗显露出来，这是谢灵运对玄言诗的胜利，也是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胜利。
文章写好后，先生送给当时少数还跟他交往的朋友彭柏山看，得到了积极的反馈，并建议他寄给北京的周扬。周扬看后大笔一挥：此文甚好，马上推荐给《文艺报》，多字的文章全文发表。先生很开心，他对张可说，你看我不是说我还有用的嘛。所以后来他做《文心雕龙》研究特别来劲，全书在年春天写完，很快“文革”爆发，当然没法发表了。
高渊：年全书出版后，引起了全国性的